臺灣人的臺灣史---滿清據臺時期18劉銘傳與臺灣

滿清據台時期台灣本地人與唐山人
原本台灣本地人也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與唐山人的血統相同，不應有所區別。但是在滿清的統治下硬是分化成為台灣本地人與唐山人。究其原因是滿清據台時期從中國本土到台灣的漢人，是分成兩個不同的管道來到，並且到了台灣之後，也分為兩個陣營，各做各的事。

唐山人就是滿清政府，為了統治殖民地，派來到台灣的漢人文武官員及其幫手爪牙。這群人形成為殖民地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任期短、不准攜眷、又眷屬是被視為人質扣押在中國，以防來台之後的變心，屬於統治陣營的人，不可能和台灣發生密切的關係。(請參閱p3統治台灣的政策)，始終停留於統治著台灣的外來者的地位。

台灣本地人就是突破了台灣海峽的封鎖線，冒著生命危險渡過了黑水溝的農民。這群人也有為追尋更好的生活，也有在中國無立錐之地的人。這些新來移住者，到達台灣後沒有選擇就進入台灣本地人社會發展，從事開拓滿清政府所禁止開拓的土地。這樣只經數年後，就完全融入這個台灣本地人社會，也不需等到第二代才融入。只要定居在台灣認同台灣，又進行傳宗接代，就成為名正言順的一個台灣本地人

就是這樣分為外來的不定居的漢人統治階級，與定居台灣而為台灣開發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的漢人台灣本地人社會陣營，而相互對立抗爭，這個統治和被統治的政治性的對立抗爭，也就是「唐山」(中國)和「本地」(台灣)的地域性和社會性的對立抗爭，隨著時間擴大了相異性。今日的台灣不就看到滿清時的陰影。

同樣是渡海來台灣並成為統治者而和本地的開拓者社會發生仇敵關係的，並不是異族的滿州人，而是同族的漢人，這點極可能是滿人的高招，才使台灣本地人的對立抗爭不成為「排滿興漢」，而是以漢人統治者為對象的「反唐山」。這樣，開拓者代代的革命目標是「反唐山」。兩者相互的隔離，造成永久的傷痛，二百多年來任其發展，滿清政府根本不思如何解決。

劉銘傳與台灣
劉銘傳(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九六年)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據聞他的父親是鹽梟，故他在十五歲時也投入販運私鹽的行列。 在一八五九年時年二十四募集地方壯丁組成「銘軍」對抗太平天國，又加入剿捻匪。受淮軍李鴻章之依重。為滿清建立極大功勞。他因無如湘軍對儒家傳統的朿縛，加上鹽梟的冒險、開拓性格，所以能以積極接受西方的新觀念。一八八○年光緒皇帝召見。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期間被任命為「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即是授命解除台海危機的重任。因他是擁有軍功與爵位的身分，又與朝中湘系、淮系重臣關係。在醇親王奕匡與本鴻章的支持下，劉銘傳取得不少財政上的支持。來台之初台灣道劉璈氣囂張，不接受劉銘傳的領導，劉銘傳獲得朝中重臣的支持，才有辦法將劉璈壓下。

由於改革進度操之過急，財政開支驚人，所以，原來是倡導應減輕台灣賦課的劉銘傳本人，卻相反地向台灣大眾課更多的稅，而且原來的滿清官員承繼過去貪污的習性，假藉改革為名，勒索敲詐，無所不為，結果，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發生民變。在統御領導方面又有湘軍與淮軍之爭，使劉銘傳事與願違，在任期未滿之前，不得不辭去巡撫的職務。

滿清駐台軍隊多半為各省來台的部隊。各部隊在太平天國、捻軍作戰期間發生相互樹敵結怨、派系、爭功諉過。與劉銘傳有宿怨極深的霆軍孫開華亦在台。劉銘傳以寬忍、重賢、禮才進而化解嫌隙。但是劉銘傳以貪污罪，劾了台灣道劉璈，此事波至北京，使湘、淮之間的關係緊張。左宗棠即認為本案完全為淮軍欲剷除異己。

劉銘傳的改革 
劉銘傳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七月十五日(舊曆閏五月二十八日)抵台督辦軍務。他認為台灣的海防和近代開發認為是不可分離的兩大改革方案，而宣佈防備、練兵、清賦、理蕃四大政策。他入台時先抵達基隆，於是就先到基隆砲台逗留數日，經過詳細考察海防，於舊曆五月三十日始台北城。

到台灣最先著手的也是有關「防備」事宜，把基隆．淡水．安平．高雄四港的砲台加以重新裝備，從外國購來新式大砲而加強其防備效能。同時，招聘德人畢德蘭(Bityia)為技監，以德人巴翁士(Baons)訓練砲兵和實行軍隊近代化。在台北府城北門外，設立台北機器局興辦軍火工業，生產武器，「火藥總局」、建「軍械所」儲藏武器。並設「水雷營」於基隆．淡水等地。另一方面也設立了在台北的「全台營務處」，聘請德人貝克爾(Bcker)和英人馬體孫(Mathason)改定舊有的保甲制度，重新施行之。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劉銘傳設立「撫墾總局」於大科崁(今之大溪)這個撫墾總局是為二百年來視為外國的蕃地做一根本上的改革。定隘勇制，並創立番學堂，這是將番視為國民的積極做法，於台北設番學堂，供給衣食、教算學、漢文、官話、臺語及起居禮儀。很可惜經過二百年的滿清統治，到最後十年才要做教育原住民的工作。在荷蘭據台初期，荷蘭人不但教育台南新港社人，而且幫他們創立文字。二者之間之差異可見而知。

劉銘傳對台灣是採取積極的態度來建設台灣建設，除了防備．撫墾．清賦之外，最重要的是鐵路建設，對鐵路建設有一份大禮隨之而來，就是發現金礦。他敷設從基隆至新竹的縱貫鐵路為達此目的，招集商股銀一百萬兩。同時亦得滿清中央的醇親王奕匡、李鴻章支持，建設了全中國第一條官辦且運客的鐵路。並在一八八七年動工興建。這條鐵路以大稻埕(今延平北路)為中心，計劃從基隆建到台南。先從大稻埕到松山的鐵路在兩年後完工通車。台北至基隆段，全長三十二公里，其中穿越獅球嶺的隧道全長五百七十三公尺，工程頗為艱巨，當時的火車頭叫「騰雲一號」(下圖)。

這架臺灣第一個火車頭目前陳列在台北新公園裡。它是德國製造，原本行駛於上海與吳淞之間，但遭居民反對拆下運至台灣的。一八九一年可以通行至基隆，一八九三年延伸到新竹。鐵路的興建是件極好的事，但是換了一位巡撫，就下令停止興建，這位新官就是邵友濂。工程的停頓最令人宛惜，連西學堂、番學堂也被這位巡撫大人所廢撤。

劉銘傳又開通前後山道路即由西部已開發區至東部稱為後山地區。如台北至宜蘭頭圍間的橫斷道路。一八八六年六月設立「商務局」，訂購斯美、駕時，等八艘新式輪船，航行於台灣、澎湖、上海、香港、新加坡、西貢、呂宋等地，使台灣對外貿易持續成長。劉銘傳又將西洋的近代科技引進台灣，一八八六年設立「電報總局」由怡和洋行承建基隆經滬尾、台北、台南、安平；安平到澎湖；滬尾到福州間的電報線。
官辦樟腦和硫磺(全台腦磺總局」)、「煤務局」、獎勵製茶業、設立「官醫局」、聘雇西洋醫師。劉銘傳的努力可以見到的是比中國本土更早實行近代改革。增設巡撫衙門、撫墾局、稅釐局、軍政局、鹽務總局。

一八八八年在台北所設的郵政總局，另又在各要地設正站。由綠營兵負責傳遞信件，每站貼一張郵票這種制度比中國更早。
在教育方面，劉銘傳亦採用歐式近代教育，培養從事「洋務」的新進人材。一八八五年在台北大稻埕的六館街(今之永昌街)開設「西學堂」，教育英語、法文、地理、歷史、數學理科、測量繪圖、等新學問。
一八八六年在大稻埕建昌街(今之延平北路．民生西路的十字路口)，設立「電報學堂」。西元一八八八年在台北新建考棚，改革考場的弊病。西元一八八七年臺北府電燈出現，同時在主要街道裝設路燈。

土地清丈與清賦
劉銘傳的近代改革必然需要大量的金錢，所以將兩百年來的積弊如「隱田」下手而實施「清丈土地」和「清理賦課」。劉銘傳一到台灣後就把「奏請丈量台灣田畝清查賦課摺」上書北京，說明滿清據台時期在台灣的土地制度和苛重的課征。於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滿清北京政府諭准移諸實行。劉銘傳接旨後在同年六月，告示民眾，闡明清丈趣旨，並附示「清丈章程」。
這種良好的土地制度是為全民著想的，但是首先受害者就是靠不良制度下的特權份子，這些特權份子不甘利益受損，就聯合台灣的土豪劣紳拚命的反擊。反擊之強導至劉銘傳無法在台續任其巡撫之職。況且歷來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之類來擔任清賦工作，做賊的要來捉賊，因而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弊端，反而害慘了台灣本地人。其不良的作業如下：
１． 查定田地的等則及賦課時，過於苛酷又不公平。
２． 認定土地所有者時，不切實際，並且賄賂白畫公然橫行。
３． 發給土地權利書時，缺乏公正，引起被騙取土地的計不勝數。
４． 測量土地時，所使用的尺度不統一，由此貪官藉題自飽私囊。

其惡劣的程度引起民眾的反彈到不惜自己的生命，來爭取公平，如施九緞起義等。如此引起劉銘傳的窘困，所以他在職六年有餘，一八九○年(光緒十六年)七月，被迫辭去台灣巡撫職務。接任的邵友濂，把劉銘傳時代的各種近代改革事業幾乎都撤消。

總言之，劉銘傳的新政，雖然在各方面均有相當成績，但這基礎是建立在很不穩定的政治．經濟上。他並不把滿清政府在二百年間所種下的殖民地與封建的社會結構從根底拔掉，而僅是在社會表面加添一些近代建設而已。因此，其所謂的「近代改革」所具有的脆弱性和無根底性，沒有經過多久就見到停滯或崩壞。台灣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大租戶、小租戶手裡，而佔絕大多數的台灣本地農民，生活依舊一貧如洗。貪官污吏仍不改其本質，以台灣為搖錢樹，況且新的事業所託非人經營不善，所以米．糖．樟腦．茶葉．煤炭．製鹽等百業皆不見得有獲其利。在財政方面，稅收是增加到達年收二百餘萬兩，但實際上仍由大多數的台灣本地人所承擔。這又加強了滿清北京政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鞏固稅源而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劉銘傳在台推動新政有高度的困難與阻力，又他的身體在對太平天國作戰時，頭部受到嚴重的槍傷，加上眼病，西醫診治幾近目盲的眼疾。曾二次上書朝近請求他開去福建巡撫本缺，專辦台灣防務。

一八九○年由於醇親王奕匡病重，幾度不省人事，在朝勢力迅速消退，其他派系對劉銘傳展開攻擊，此時李鴻章以沉默與迴避，陷劉氏於不顧。 在十月五日，軍機官員決定以台灣煤礦招商承辦章程中種種的缺失，交由吏部，對他提出革職處分，但做出革職留任的裁決。醇親王奕匡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二日去世，於是劉銘傳在一月七日第三次呈上開缺摺，求朝廷准許他辭職。一八九一年五月三十日劉銘傳正式收到諭令，交接。六月四日歸去，結束六年在台歲月。

在清日甲午戰爭時，劉銘傳一度有意應李鴻章之邀，重披戰袍，然而當時掌權的軍機大臣翁同龢，素忌淮軍，刻意打壓劉銘傳，所以也就退隱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