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臺灣史---荷據時期21統治者利用儒學奴役百姓

儒家與統治者的關係
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所謂「諸子」、「百家」，提指當時學派很多，而最重要的有十家即
儒家 ： 孔子、孟子、荀子 。
道家： 老子、莊子
墨家： 墨子
法家： 韓非
陰陽家： 鄒衍
縱橫家： 蘇秦、張儀
雜家： 呂不韋
農家： 許行
名家： 惠施、公孫龍
小說家
其中以儒、道、墨、法四家的影響最大。它是自然發展的、跨地區、跨國界的，漢民族的思想在此時極為活潑。
但是到了漢武帝劉徹 (西元前一五六年出生-西元前八十七年亡)他為了延續政權，採用當時董仲舒(生于西元前一七九年~死于西元前一○四年)的儒家思想。其重點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須「受命於天子」，「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的以君王為中心，並得延續至下代以至無窮代的皇權統治。
因此漢武帝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自漢武帝以後，所有的帝王無法拒絕「以君王為中心並得延續至下代以至無窮代的皇權統治」。所以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孔子被尊為「聖人」，儒教統治中國思想達二千年。

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它是為國家舉材的制度，開始於隋代(西元五八一至西元六一七年)，經過了唐 宋、元、明、清歷代一千多年的發展，成為各朝代取士用人的正途。

科舉制度在滿清統治中國時的方式是，
秀才考試 ： 每三年舉行二次，又稱「縣試」、「小試」或「童子試」。分為歲試、科試。由各縣級政府主辦。合格者稱為「生員」，習慣上稱為「秀才」。
歲試： 逢辰、戌、丑、未年 文武童生並考。
科試 逢寅、申、己、亥年，僅限文童生考。
舉人考試 ： 稱為「鄉試」由省級政府在各省省會在秋八月舉辦，三年一科又稱為「乙科」，即為府試，由生員參加，錄取者稱為「舉人」。
會試 會試為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為會試之年該年二月在京師舉行的會試。由舉人參加，錄取後，稱為「貢生」(貢士)，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前十名為「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為「會魁」。貢士再經過「保和殿」覆試，且列等，才有資格參加殿試。殿試又稱「廷試」於四月二十二日舉行。殿試錄取後稱為「進士」。依成績前十名進呈皇帝御覽，欽定名次。進士分為三甲(即三等)，即一甲三名，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又稱傳臚)，其他七名列入二甲，稱「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稱「賜同進士出身」。
考生是不論年齡，全都以「童生」稱之。但分「已冠」(十六歲以上)、「未冠」(十五歲以下)兩個層級出題。

科舉的出題 ： 全部皆出自儒家經典著作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從南宋開始被稱為“四書”，是科舉考試的依據。 漢武帝時設立“五經”，指易、書、詩、禮、春秋。也意味著經學的研究方向只限於大全之內，而不可標新立異之說。在絕對統一的墨守一經之模式之下，士人對諸經的研究被嚴格的限制在朝廷所允許的範圍之內，思想受到禁錮，陳陳相因，毫無生氣。文体主要是八股文。

統治者+儒學+科舉制度= ?
統治者的思考很容易了解，那就是如何保住萬萬人之上至無窮代。為要達此目的採用了儒學思想所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論。乍看之下似乎是平等的要求，就是要人們認識自己的名份即是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而父父子子卻只有一代的孝順而已，但是君君臣臣是延傳至無窮代的效忠，兩者絕對不平等。這就是統治者向人民的要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若全民皆深信儒學思想，則帝王之位、統治大權則可傳於子、孫以至無窮代。
科舉取士立意極善，但是對取士所研讀的書籍僅限制在儒學範圍內，也就是只有四書五經，所以熱中於科舉的人，只需讀四書五經就可升官發財，甚至有些人連四書五經也不熟而大讀時文(八股文)選刻本以求捷徑，結果普遍上缺乏普通文史知識，更沒有
科舉取士制度將讀書人對諸經的研究被嚴格限制在朝廷所允許的範圍之內，思想就這樣受到了監禁，如此千年來，漢人的思想就變兼毫無生氣。終於凝固成為一個毫無彈性的模式，這種嚴格的制度不但無益於選拔人才，反而造成多種不利。
讀經而考取功名成為漢民族光宗耀祖之途，為達目的而傾注全部心血而無暇顧及其他。這種思考到了滿清據華後幾乎所有的士人、讀書人頭殼都壞了，擠破頭參加異族的滿人的科舉考試。
若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看，對手無寸鐵從科舉制度下爬出來，而腦筋僵化的人物，是可以信任的人，放心把榮耀頒給他們也。若是開疆闢士功高則震主，這是皇帝、統治者所不喜的，往往震主就砍頭。
滿清王朝統治中國，得知有了這種儒學思想加上科舉制度，十分滿意，這是讓少數滿人統治絕大多數漢人的最佳利器，讓少數的讀書人甘心成為滿清奴隸，再由這群讀書人領導全民效忠滿清。所以立刻開辦科舉，甚至於增加一門「博學鴻儒科」，讓知識分子往裡猛爬。這就是對漢民族知識分子最毒辣的手段，把他們全部驅入科舉陷阱之中，更奇怪的是漢人也甘之如飴。

所以有人稱中國科舉制度是一種在坑道裡爬山的考試制度。也有人將中國的孔孟思想比喻為「喫人」的禮教。科舉坑道是攫取榮耀、接觸權力和謀取財富的最佳途徑。讀書人除了五經四書外，其他任何書都不讀，蓋科舉坑道只靠五經四書開路，讀別的書只有浪費時間，除了五經四書的知識外，其他任何知識都沒有，也就瞧不起其它任何知識。又在如此的禮教下，中國自古流傳下的女人纏小腳，就無法翻身。
中國歷代的統治者，知此維護政權的良方豈有棄之不顧之理，一千多年來努力推行，將孔子置於聖人之位。將千年來經坑道裡爬山的科舉制度，所產生的十萬進士，全部都消耗在這「喫人」的禮教中，永世不得翻身。十萬進士是漢人精英中的精英，再加上數以千萬計的讀書人，全都耗在思想受到監禁，了無生氣的八股文之中。
原本漢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皆超越西歐甚多，在春秋(BC770~BC476)戰國時(BC475~BC221)西歐的社會仍然是在蠻荒的野人部落，曾幾何時他們的船堅砲利到達了遠東，將遠東這老帝國吃得死死的。
這就是解釋漢民族國力消弱的原因。
蒙古人對儒的看法卻與其他朝代不同，他把職業的等級分十級：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從以上可知儒者在蒙古人統治中國時的地位比娼妓還低。

儒學與奴隸觀
滿人入主中原後，命令所有的男人薙髮留辮，「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孔子所痛恨的「被髮左紝」如今一一實現。剃頭師傅在街頭擺設攤位，旁邊有數名清兵監視，隨意在路上捉了漢人來剃頭，若不遵從立即砍頭，殺戮的情景日日在街頭上演。
滿人人口雖不及漢人的百分之一 ，但以儒教統治中國，仍行君君臣臣的儒術，把漢人管得服服貼貼的。儒生則是有科舉便衝破頭也要應考，認為有官位即是光宗耀祖，全忘了祖宗八代是什麼，根本不去思考滿人皇帝是否是要對其效忠的對象。這些不了解種族大義的人全是儒生，成為統治者的標準御用工具。讀書人全無自主的思考能力，全中了二千年前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獨尊儒術的遺毒。歷代皇帝、統治者深知儒學是政權的最大保障，受儒學的影響讀書人是不論當皇帝的人是否是漢人，所以歷代王朝只有鼓勵儒術即可讓有「奴隸觀」無「主人觀」的讀書人群起保皇。因此中國沒有任何一代王朝膽敢提出要更改，只要控制了中國的讀書人，只要提供科舉及一些官職為餌，儒生全忘了民族大義，全部都成了御用工具，再由他們去管理億萬黎民，統治中國成了輕而易舉的事，這也是夷人所稱的「以漢治漢」。
這種儒學的影響到了十九世紀未的台灣，當日本人來佔領台灣時，幾乎所有的讀書人，一如明末滿清入關時漢人的表現，很快的歸順外族，但是沒有受儒學影響的台灣人勇敢面對日本人發生了七年血戰。到了二十世紀台灣的讀書人在日本教育体制下，急速脫離了儒學的影響，就可看到台灣知識份子的覺醒。
荷蘭人佔領台灣後，透過蘇鳴崗在泉州名為招募移民，實為引進奴隸耕作王田。蘇鳴崗是巴達維亞第一代的漢人頭目，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移民的買辦，換句話說，他是靠奴隸買賣，把漢人同胞一批批交給東印度公司來賺錢。由於蘇鳴崗出身福建泉州，漳泉二州的流亡農民，一聽到同鄉先輩又是移民成功者蘇鳴崗替荷蘭人招募移民，都志願賣身往赴台灣。
處於社會動盪和經濟凋弊的情景之下，熟悉海洋生活的福建和廣東一帶的流亡農民，當然正急需在海外尋覓最後一條生路。當在此時，在東洋各地殖民的歐洲人也正在尋求大批農業勞動力，這對福建、廣東的流亡農民來說，不啻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因此，這些流亡農民毫不介意歐洲人慣用詐技，爭先恐後的自願賣身，欣然出國往赴海外。這些到台灣來的漢人移民，都是所謂的「流民」或「飢民」，都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犧牲者。同時，當這些流亡者要逃出中國大陸之際，又被烙下違反「出海禁令」的罪名。所以，這些出國移民被中國執政者當成反社會性的罪人，也就是說，這些農業移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各方面都已被當政者放逐於中國社會之外，而和中國大陸斷絕了關係；由於當時交通通信並不發達，所以他們來到台灣之後，便與留在中國本土的親友斷絕了聯絡。
明朝百年來沒有出現明君，倒是出現了昏君、庸君、亂君、亡國之君，宦官當道，秘密警察(東廠)橫行。此時的儒教非但沒有挺身而出扶國衛民，也不思改變不合理的亂象，反而投靠統治者，披上衛道者的外表，高唱君君臣臣的儒學，繼續他們的十年寒窗科舉大夢，成為不折不扣的御用工具，於是善良的百姓、廣大的民眾、無知的被統治者，全都變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犧牲品。
一六二八年，大明皇朝天啟皇帝駕崩，由於沒有子嗣，其帝位就由他的皇弟，即萬曆皇帝的庶子信王繼位，年號崇禎。大明皇朝嚴重腐化，新任崇禎皇帝雖頗思有一番作為，但過於神經質，自即帝位以來，引發了不少的政爭和冤獄，皇帝本身氣量狹小、多疑善妒，對任何人都不信任，祇要有人密告，不分青紅皂白便派出宦官嚴厲調查，周邊又有東廠太監為皇帝的鷹犬，不斷傷害、迫害政府大員，使朝廷陷於一片白色恐怖的混亂中。像大明皇朝最後希望的功臣名將袁崇煥，就死於皇帝所惹出來的冤獄中。
由下圖中所顯示的年代是明末在中國各地民變發生年代。全國各地都起來反抗大明的統治，(數字代表發生之西元年)東南沿岸一帶的地方政治領袖，對大明皇朝已完全失望，希望早日改朝換代。
從另一方面就是滿人的立場來看，何以滿人能入主中原? 其實滿人的文化遠低於漢人，他們在一五九九年才仿蒙古文創出滿洲文字，換句話說，在一五九九年以前，全國皆為文盲。從滿人文字的創立就知道萬里長城的另一作用，它是為漢民族保護北方的入侵，但是也是漢文化無法越過長城向北方民族發生影響。 由低生活、低文化的滿人來統治高生活、高文化的漢人，結果可想而知，尤其不同民族的生活認知、價值認定、語言、道德觀念、行為規範均有差異，彼此格格不入。剃頭是生活認知上的服裝儀容而已，其他尚有價值認定、語言、道德觀念、行為規範，是更大的衝擊。

                                                             圖 5 明末民變發生年代表

漢民族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全國人民就失去了活動力，思想全被栓在儒教的牢籠內，再也看不到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爭鳴的情景，取而代之的是唯唯諾諾的儒學。在二千年持續的儒教影響下，每一個人都是皇帝的奴隸。大明的皇帝一個比一個昏庸，但皇帝周遭的重臣卻沒有一位挺身而出，指出皇帝的不是，代之以唯唯諾諾的奴隸作法，結果大明王朝滅亡。
滿人成功的逐鹿中原，繼之繼承儒教統治的方式，開放科舉，漢人競相求取功名，結果不問可知，漢人將又關在儒教的牢籠內。對滿人新皇帝表達唯唯諾諾的「奴隸觀」，滿人也將穩穩地統治中國。在世界的舞台上，漢民族因長期失去思想的活動力，亦將失去領導世界的地位，淪為受侵略者、受迫害者、受殖民者。
十七世紀荷據時期來到台灣的漢人與在中國大陸的漢人是有所區別的。到台灣來的人並不是挾帶鉅資逃離國難來台灣享受的，而是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逃離苦難的中國。來台灣的人大多是低收入、低教育的勞動階層，低教育者中儒毒輕，高教育者中儒毒深。比如無污染的麻豆原住民絕非唯唯諾諾的奴隸觀者，因此敢於反抗紅毛人的殖民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