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臺灣史---滿清據臺時期21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

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一八七四年
歐美各國對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時時想指染，在東方的新新興國家日本更是不落人後，對台灣虎視眈眈居心叵測。在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明治四年)十一月，有琉球宮古島人民六十九人，因海上遇風，船漂至台灣琅喬附近的八瑤灣(今屏東縣滿州鄉)，溺死三人，六六人上岸。六十六人進入牡丹社之地盤，被牡丹社排灣族原住民殺害五十四人。尚有十二人幸運逃出，獲得社寮居民劉天保、楊友旺、宋國隆等人的救助，才得脫險，由台灣官方轉送福州。一八七二年六月閩浙總督文煌，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准遣送此十二人歸返琉球。

當時琉球仍為中國藩屬國，日本在長期的鎖國政策下，球球與日本並無關連，自明治掌權後即打破鎖國政策，明治見琉球人民在台灣被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在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九月，冊封琉球王尚泰為其藩主，強拉日琉之關係，同時照會各國公使，申明琉球已歸日本，作為侵臺之藉口，並故意散佈日軍將進攻台灣之謠言。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駐福州的日本領事館，並派陸軍少佐．樺山資紀(後任第一任日本台灣總督)及兒玉源太郎(後為第四任台灣總督)，以及水野遵(後為第一任台灣民政局長)．黑岡季備．福島九成等人，前往台灣。六月由日本出發先到北京，再轉香港，喬裝為商人，再由福州搭廣東號輪船渡海來台灣。到台灣後又得到駐淡水英國領事的協助，分頭遍歷台灣各處。這樣費事來到台灣是為攻打台灣事前的情報工作，這群人細訪民俗，密探防備並採測沿海水深等。

這樣調查後在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明治六年)三月，特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搭龍驤艦赴北京。副島命柳原會見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旬，及吏部尚書毛昶熙，為牡丹社事件開始交涉。毛昶熙答之曰：「生番皆化外，猶如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萬國之野蠻人大部如此」。柳原再曰：「生番殺人，貴國拾而不治，故我國將出師問罪，唯番域與貴國府治犬牙接壤，若未告貴國起役，萬一波及貴轄，端受猜疑，慮為此兩國傷和，所以予先奉告」。毛昶熙答曰：「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柳原後叮嚀曰：「…唯係兩國盟好，一言聲明耳」。談判破裂，副島電告本國政府太政太臣．三條實美。副島．柳原等同年七月返回日本。日本和清國在談判之中，又有日本秋田縣民四名亦漂至台灣東部海岸，再遭劫掠。於是，日本明治天皇依據太政太臣．三條實美之奏章，向外界公告軍事行動，派兵至台灣。各國此時也表明態度，駐日美國公使．敏哈某(George Bingham)，與英國公使．把克須(Hally Parkes)發表聲明，保持中立。

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日本明治維新之元勳西鄉隆盛之弟)搭乘高砂艦，率領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從長崎出發，直撲台灣。閩浙總督李鶴年這位管轄台灣的最高長官在得知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致滿清國政府聲明書，才知人家已經出兵，驚慌不已，於是馬上寫信阻止。但西鄉置之不理，於一八七四年(同冶十三年，明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從瑯喬灣(車城灣，今之射寮村)登陸，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熬雖派兵在瑯喬，見到日軍登陸，也沒有阻止，任日軍毫髮無傷大搖大擺上岸。滿清軍根本就沒有國土觀念。此後，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六月二日分三路開始進攻牡丹社。行同海盜，也等於對台灣不宣而戰，也符合滿清官員毛昶熙的言論「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

在台灣的原住民方面明知日軍現代化的裝備，不是對手，可是自己的土地更需要保護，不惜以犧牲自已生命，讓敵人吃足苦頭。所以排灣族的台灣原住民據石門，憑險扼守，埋伏血戰，但日本軍的砲火猛烈，終於敗退。日軍攻陷石門，再進攻牡丹社，展開超越限度的大報復，燒毀村莊，大量殺屠建威，附近五十七社被迫相繼歸伏。

日軍方面因作戰於險惡之地形，山路狹隘，重裝備派不上場，補給困難，死傷累累。而強悍的排灣族並不投降仍據深谷，頻出狙擊。因此日軍陷入泥沼，進退維谷，戰死者雖僅十二人，而病死老則達五百六十一人，已損失原攻臺兵額六分之一，只得放棄前線退守龜山，為維護日軍的名譽，不可以尚未戰勝而退兵，所以持久之計，屯兵開荒。日政府則見軍事上並沒有勝利，乃決定改以外交途徑謀求解決。

北京滿清政府聞報，即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到臺處埋，雖循外交談判途徑，但日方總認為「生番不隸中國版圖」，往來辯論。後乃詔令海疆戒嚴，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及直隸總督．李鴻章，即奏准特綬於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監視日軍動態，另在樽俎折衝之間，期以日軍儘快退兵。沈葆楨，奉命於同年(一八七四年)六月三十一日率領福建水師赴台，又命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及福建巡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準備出發。沈葆楨至台灣後，坐鎮府城，並造派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前往琅喬會見西鄉從道。

同時在國際上日、俄對庫頁島問題巳起爭執。又英、美兩國向注視台灣，對日軍犯臺，此時均公開表示不滿，英國派駐臺灣領事乘英國軍艦到琅喬視察。駐日英使向日質詢，並提抗議書。美國令駐日公使禁止美人美船參加日本侵臺事件。日本政府看遣台日軍的戰況不佳，深恐戰事膠葛，以至全軍覆滅，即特派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趕赴北京。大久保於同年九月十日至北京前後談判七次，初索賠軍費三百萬元。滿清政府也昏庸到底，以賠銀五十萬兩外，在和約中確定「日本此次聲稱為保護琉民而進兵入臺，中國不指為不是」，這是更大的損失，等於承認日本有權保護琉球，中國無形中喪失了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同時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是大清帝國願意賠款，而不敢作戰。

於十月三十一日，由駐北京英國公使．威綏瑪(Thomas Wade)居中調停，和約成立，日軍在登陸地的龜山建碑紀念後，退出台灣。這件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侵犯台灣，滿清政府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情況下於是告終。但是，日本政府這次出兵台灣，然花小代價，就實際獲利龐大，並因此使圖謀台灣的野心更加熾烈，而成為後來佔據台灣的頭一個步驟。這牡丹社事件中可很清楚看到，拿起武器迫使敵人撤出台灣的，並不是滿清政府，也不是漢人系台灣人，而正是原住民系台灣人。

西班牙的恫嚇(一八七六年)
台灣北部在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二年共十七年間曾為西班牙人所盤踞，後為荷蘭人所驅逐。事擱二百多年對台灣始終未忘懷，現看見滿清政府之昏庸到極點見到日本因琉球人民被害事件而獲大利，所以也要分一杯羹，在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重將十二年前即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一月，西班牙商船「索威拉納」號在台灣近海遭風，被盜匪所劫，向滿清提出陳年老帳要求賠償。

滿清政府則以同治二年十月，中西訂約，西使大曾提及此案，案發在換約之前，按照條約規定，只能追辦，不能賠償。西班牙大使乃另提華工問題之舊賬，同時以出兵之態式加以恫嚇。一八七六年十一月，西班牙見滿清並沒有立即上?，於是又告訴總稅務司赫德說「已奉到本國訓令，伊不再與中國談判，其在呂宋之兵船二十餘號，水師三萬，由水師總督率領到臺直接處理」。  滿清政府也因此派福建巡撫丁日昌即來臺，趕建海防，並請調精銳部隊二、三十營入臺增防。

其實西班牙在小呂宋僅有兵三千，兵船亦極有限，這種以兵加之於中國而獲利之事十分有效，就故意虛聲恫嚇中國。李鴻章雖料定西班牙無能為力，但於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四月，順從西班牙人的恫嚇，先將自已的官員革職，再以銀一萬八千元作為向西班牙人賠償，西班牙人不費一兵一卒就達到恫嚇的目的，滿清政府也一再展現出一付受氣包的樣子。

俄國對台灣的恐嚇(一八八○年)
當左宗棠(1812~1886)統強大陸軍正備進攻中亞回教徒所佔領下的新疆，並將與俄軍所佔之伊犁發生戰爭(左宗棠新疆之戰1876~1878)，俄國面對壓力，自身亦作備戰。同時認為滿清的大弱點是海上武力奇差，所以決定以海上的武力向中國的東北及東南沿海各省與台灣施壓，如此台灣無端捲入。一八八○年（光緒六年）五月，俄國艦隊即由其東方海軍基地海參威陸續開抵日本長崎，並故意傳出將於秋季封鎖中國東北遼海之消息，同時又傳出日本與帝俄相互勾結將對滿清政府出兵。

滿清政府除令嚴防天津，及山海關等近京重地佈防外，並命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勒方奇加強台灣防務。何璟、勒方奇等即將雞籠砲臺配置克虜伯大砲五尊，打狗砲臺配置七英吋口徑大砲四尊，六英吋二尊，以備俄艦萬一來台可予以迎頭痛擊。滿清同時派出派曾紀澤赴俄談判，將伊犁問題循外交途徑解決，所幸談判成功沒有演變成俄艦侵台。這就是一八八○年俄國對台灣的恐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