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臺灣史---滿清據臺時期3滿清政府與官員對台灣人民的掠奪與剝削

滿清對台灣人民的掠奪與剝削 
滿清據台後統治二百一十三年，其稅賦是繼承自荷蘭、東寧王朝（鄭氏王朝）有地賦(錢糧)、丁賦(丁銀或地丁銀，另有番餉)及雜賦(雜餉)。尚有屯稅、隘稅等等，其課征的稅率比東寧王朝為重，既然滿清將台灣視為敵境，所以各項稅賦就是與中國本土不同，當然是採取重課為原則。
滿清統治下的田賦，沿明制之舊，以徵糧為主，將徵收現糧稱為「正供」，以後因糧價下跌，滿清官員改為納銀兩，稱為「折色」，而除正供之外，有各稱特捐性實的「附加」，又有經收官員入己的法定「耗羡」，此為假立名目課征。

耗羡 ： 「銀與穀皆有耗，銀曰爐火之耗，穀曰鼠雀之耗，則典守出納者病，耗必有羨，從而徵之」。這名為「耗羡」實際上是貪官的手法，將貪污合理化的名辭。其他尚有更有各種巧立名目的浮收。除了正賦以外，其他各項稅都不固定，因為大都是進入私囊的，如此也不能公開，故資料較少。

田賦： 滿清據台之後，課征「上則田」每甲納穀八石八斗，表面上是比東寧王朝的官田十八石、營盤田十四石低，(鄭氏尚有極低的文武官田是三點六石)，但是滿清的課稅是不供應陂、塘、堤、圳之修護、構築以及牛、種、農具的供給。荷據時期，全台土地全部都屬於公有，農民基本上是受雇來耕地所以凡陂、塘、堤、圳的建築和修護，以及耕牛、農具、糧種的供應，全由官方負擔，所以這種土地稱之為「王田」。東寧王朝是承繼荷蘭的方式，因而所有的土地墾主是需負責，陂、塘、堤、圳的建築和修護，並供給牛隻、農具、種子，官田的佃農對墾主祗繳租金，「上則田」每年每甲納穀是三石六斗。所以滿清的八石八斗是貴一倍多。 台灣的田賦比中國本土苛重，滿清官員自己也承認說：「台灣田賦異乎中土。」「現徵科則，計畝分算，數倍內地糧額，若非以多報少，正供不能完納。」 沈葆楨也說：「台地之地賦重甚於本土。」     又劉銘傳在其奏摺中說：「臣渡台以來，細訪民賦稅，較之內地，未見減輕，不勝驚愕。久之，察所由未，皆係細民包攬。」

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年)，福建總督劉世明曾經上奏請求將台灣的田賦比照同安縣的標準，上則田每甲每年徵九錢三分多銀子(因為台灣計甲，同安縣是以畝計)。這項奏摺是將在二年前所定下的田賦改徵現銀(名稱「折色」)，每石穀折銀三錢六分，原文每甲納穀八斗的，即需繳現銀(折色)為三兩一錢六分八厘銀子。這就是三倍於劉世明之請。

田園為官所佔： 在各項滿清的文獻中有記錄是「各項田園以之歸民」，這種說法根本就是相反。施琅就擁有七千甲的田園，其下大小官員也都嚐到了土地的佔有，以致台灣土地的所有者有三層的關係。既墾的田園都歸滿清官方擁有或其官員的私有，滿清據台時期除了官方所征地賦之外，台灣本地人尚得被官方及其官員徵去大租和小租。

用量具向台民的剝削 ： 一七九○年台灣知府楊廷理，以統一量制為名，無形中提高了賦課的數量，而再多一層的剝削了台灣本地人的穀米。台灣向來使用「道斗」，其斗量較少於中國本土的「滿斗」，即台灣的一斗等於中國的八升。於是滿清駐台官員台灣知府楊廷理以假公平的方法，將「滿一斗道八升」之中間，創造一個新的量具，此量具為九升，美其名為「公平斗」，然後依此新量具向台灣農民實施官方的所有的賦課，或大小租戶所征收的租穀，也就是說全台一律增加一成多的支出供給貪官。

將納穀制改為納銀制對其間的差額成為貪官的收入： 於一八四三年(道光二三年)，分巡台灣兵備道熊一本及台灣知府，以整理財政為名。壓制了各地台灣本地人的多次反抗，強行把「本色」改為「改折」。就是把向來的穀納制改為納銀制，並公定以一石米穀改折六八銀二元、三元，而來征收所有的賦課。納穀制改為納銀制對其間的差額成為貪官的收入，滿清這樣罔視社會現實，自行定穀價低於市價的銀納制，換句話說即是稅率大幅上揚，台民又多一層剝奪。尤其在穀因此而日趨騰貴之下，官方重斂愈加厲害。因此在台灣演變為，以多報少以及設法漏稅。又在貪官獲得私利的情形下蔓延全臺，造成財政上的極度紊亂，這就是有名為「隱田」的出現。
 
其他苛稅
除了田賦之外，滿清據臺之後定有各項雜稅其名稱如下： 「毛丁」、「番餉」、「樑頭」、「採捕」、「渡船」、「牛磨」、「蔗車」、「菜園」、 「當舖」、「番檨宅」、「檳榔宅」、「尖艚」、「舢板」、「厝稅」、「塭」、「港」、「潭」、「滬」、「箔」、「蠔」、「藏」、、「縺」、「罟」、「罾」等數十種苛雜稅。

丁銀、地丁銀：滿清政府於佔據台灣後次年，即一六八四年(康熙二三年)編查戶口，同時繼承了自荷蘭和鄭氏所沿傳下來的「丁銀」，即每年每丁（每位男人稱之為丁）征收銀四錢七分六釐。六十二年後即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台灣的人口已增加近一百萬人，把丁銀改為「地丁銀」，其定額減低為每年一丁二錢。所謂「地丁銀」，乃是把丁銀的征課附著於田地辦納。更改的原因是人是會遷徙的而土地不會，所以將丁銀這種稅與土地掛勾。中國自從漢代起就有「丁賦」，康熙間定制，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已將丁賦的計徵對象予以凍結，至雍正時則合併於田賦之內，總稱「地丁」，事實上已予廢止；但台灣仍舊例外地有「毛丁」即是除了丁賦在田賦中併征外又重複征收毛丁。所謂「毛丁」，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征收的「人頭稅」，東寧王朝承荷人遺規，凡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人，每人每月徵銀五分，計為每年六錢，稱為「毛丁」 這種稅制，鄭經在一六七四年反攻中國時，曾經推行於福建泉州、漳州和廣東的潮州、惠州四個府。滿清據台後，雖減為每人每年四錢銀子，但此稅其他各省是沒有的，而福建其他各府每人每年祗稅一錢至二錢，從此處也可確認滿清統治台灣的心態是屬對敵境、敵民的處理，所以各項稅率、稅目特別苛刻。

番餉：此為向山地原住民（先住民）征收的，其數頗不固定有每人每年納銀一、二兩，甚至有高達一、二十兩的，極度苛酷。滿清繼承了荷蘭人和東寧王朝（鄭氏王朝）原本業已苛斂的制度。　「番餉」，又名「番丁餉」，其下又細分為熟番和生番。熟番番餉，再細分為壯番徵米一石七斗、少壯番一石三斗、壯番婦一名徵米一石、教冊仔(原住民之書記)．公廨(音械)之番丁一名徵米一石。加上將米以穀改折征收之(一石米改折二石征收)，又再改粟一石折價銀三錢六分，這樣以一種的課征而加徵了好幾重的剝削。這種番餉在各番社所征的銀依統治的難易徵收不等，少者銀五、六錢，多者每人銀二兩。這種極度苛刻的稅制，能令原住民不反嗎？乾隆初年(十八世紀中葉)，被征番餉乃有大小八十九社，五千九十人，征銀共有七千八○八餘兩。

屯稅、隘稅：滿清政府和漢人的土豪，一方面壓迫、剝削原住民，另一方面又創造出「屯制」和「隘制」，以「防止番害」為藉口，從漢人台灣本地人加以另外一種的課征，這就稱之為「屯稅」和「隘稅」。
樑頭：是商船的船稅，依中艙橫木的長度計征，
採捕：是漁冊的船稅，依船舶的載重石數分級計征，
渡船、尖艚、舢板：是小型交通船的船稅。
塭　：是就海邊築岸蓄水養魚的．
港　：是就海水倒灌之川的支流處築岸養魚的；
潭　：是在內陸開潭蓄水養魚的．
滬　：是在海邊海潮漲到之處建築二尺高的土堤，留一個缺口，缺口處豎以木柱，上面張網，漲潮的時候魚隨海水流到士堤內退潮時水仍從缺口流出而魚留網中．
箔　：是以竹簾代替土園的滬，竹簾高八尺，長有數十丈；
蠔　：就是採蚵(牡礪)的竹箭；「綾」是數十丈長的釣繩；「藏」是冬至捕海鯔(烏魚)的小船或竹筏，「縺」是牽網；「罟」，「罾」，「令」是大小不等的罩網．以上都是依其不同的捕魚工具而不 以下同稅額的漁稅稅名。這些稅，多半是承鄭氏遺規。
塭稅：是鄭氏時代所沒有的其他「牛磨」(磨坊稅)、「蔗車」(製糖作坊)、「瓦寨」、「當舖」等、資本比較雄厚，徵稅
厝稅：即房屋稅，征收不分瓦房、草房、「菜園」(蔬菜種作人)、「番檨宅」、番檨栽培者)、「檳榔宅」(檳榔栽培者)等，雖或有大規模經營之人，但徵收時是鉅細靡遺，而且「瓦寨」、「當舖」、「菜園」、「番檨宅」，「檳榔宅」都是新稅。
魚規：澎湖的魚規，閩省澎湖之地係海中孤島，並無可耕田地，附島居民咸置小艇，以捕魚餬其口。施琅在澎湖倚勢霸佔，每年規定需繳付給施琅禮金壹千貳百兩。

滿清據臺的賦稅，單從稅名就知極盡煩擾之能事，其根源實由於視台灣為敵境、番邦、化外之地的觀念。所以對台灣是以搜刮為主。加上來台官員之素質是以貪瀆為能，許多巧立名目，可說是曠古所未聞。
在台灣經濟上發展上是以扼殺為主，外加種種限制，在這情形下再以聚歛為策，台灣人民於是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反清，則全民響應。因此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應運而生。

滿清官員對台灣人的敲詐勒索 
滿清據台後，不僅是政府本身重賦苛斂，而且，貪官污吏只知中飽私囊，為非做歹。在滿清的政府文件中亦顯示出如下的文章：
在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分巡台灣兵備道徐宗幹的「斯未信齋文集」說：「各省吏治之壞至閩極，閩中吏治之壞，至台極矣。」，
沈葆楨在其「請移駐巡撫摺」中說：「始由官以吏胥為爪牙，吏胥以民為魚肉。」。
這樣，官場的吏胥(又名「書吏」，或「書辦」，官場之差役，或皂快)，乃狐假虎威，任意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在周鐘瑄「諸羅縣志」風俗志)中說：「胥役各處所有，台屬為盛。…見事生風，非欺官以脧民之膏血，何以飽其蹊壑乎。」。
藍鼎元「鹿洲初集」致巡視台灣御史．吳達禮論治台事宜中說：「台中之胥役，比內地更熾，一名皂怏，數十幫丁，一票之差，索錢七十貫，或百餘貫不等。吏胥之權勢甚於鄉紳，皂快之恆赫甚於風憲。」
所以台灣的諺語中出現「衙門八字開，無錢不用來」。
劉家謀的「海音詩」中說：由於滿清政府重徵苛斂，尤其是地賦重，台灣本地人每年的收成幾乎不足以繳納賦課，善良的百姓很懼怕強徵米穀的班役，稱為「虎老爺」，他們倚勢凌虐，荼毒萬狀。「一甲徵租近一車，賦浮那得腹言加，多田翁比無田苦，怕見當門虎老爺。」
既然官員是成群的貪贓枉法，從中國調來的兵卒也依樣畫葫蘆，進行敲詐台灣百姓，發財後，再放高利貸給台灣本地人，一旦窮百姓借了，每百錢按日繳五文，停繳一日，即把前繳利息全部抹消，稱為「五虎利」，若無力償還即把其妻子劫去等，如此怎麼能不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只要有人高舉義旗，不分南北，大家一起反清。

滿清對台無經濟政策 
滿清政府對台灣並無經濟政策，主要的原因是對台灣的佔有為沿海四省的屏障，所以沒有經濟政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滿清確扼殺台灣的經濟。

一. 海禁的延伸，經濟的扼殺：　滿清據台之後心腹大患已除，原本對付東寧王朝的海禁也加以除禁，可是施琅卻大加反對。他的「海疆底定」密書說：　「海禁嚴則容易防守，海禁開則難以管理，並怕人們至海外（即指台灣）誘結黨類，蓄毒釀禍，並建議限制商船、漁船之活動，對准予活動的則採用嚴厲的稽查，以防止在海外（台灣）發展和敵人勾結通謀的奸人。在持續的海禁下，自然海上貿易就消失無蹤。原本東寧王朝時龐大的東洋、西洋船隊進行跨越國界的海上貿易，產生無比的利益，鄭氏用於反攻中國，並曾取下福建八府中的七府。這種海上貿易就被施琅加上滿清政府的通力合作下，台灣在人為的操縱下，喪失了海上地理位置上的優勢，海上貿易的龐大利益也就煙消雲散。

二. 禁止入山 有明文的限制入山開墾，更是沒有鼓勵開發措施，大多數的台灣人來自閩、粵?經海禁偷渡，冒生命的危險，渡過黑水溝來台，所求為何，就是寶島台灣物產豐富。但滿清政府郤以禁止、限制的方式。原本是想在經濟上有所發展，現在當局一概以限制、扼殺為事，台灣的經濟就在貪官污吏下被扼殺了。但既然是貪官就有包庇的事件，久而久之貪污更為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