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臺灣史---荷據時期8荷日衝突的濱田彌兵衛事件及荷蘭人對於臺灣原住民的統治

日人濱田彌兵衛事件 
一六二自從鄭芝龍取代顏思齊的龍頭地位後，顏思齊的振泉黨變成了一官黨，台灣海峽、中國沿海、日本及朝鮮的制海權漸漸移轉到一官黨手中，凡航行東亞地區的船隻，若無鄭芝龍的令旗，被搶的機率超過百分之五十，若只計算福建沿海，則百分之百被搶。連擁有二千兵力的紅毛人為了省事亦偷偷地繳付了二面令旗，很失荷人顏面，但又何奈。
在日本長崎港的濱田彌兵衛身材高大，年少時加入海上工作，鍛鍊出堅強體魄，也因為在海上工作，無形也成了倭寇。在二十多年航海生活中，他對中國沿海有許多實地接觸，並建立了很好的業務管道。他發覺生絲在日本與在中國出口地價格上有極大的差異，是難得的賺錢機會，因而說服長崎的大商人野藤次郎，投資向中國購買生絲，經荷蘭人所管的台灣轉運至日本，如此將產生巨大的利益。
當時日本的生絲全由鄭芝龍所控制，在生產地採購，只要是現銀出手，都可以買到貨；雖然要運到日本會遭受到鄭一官的阻礙，因鄭一官將日本市場視為自己獨佔，不容他人指染，但若要運到大員則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大員在荷蘭人的佔領下，是中國貨品進入歐洲的門戶。濱田認為唐人不會想到若生絲運到台灣再轉運到日本。況且荷蘭人也向鄭芝龍購買二支令旗。荷蘭人不願讓外人知道他們用日本人的名義買了二隻戎克船的令旗，所以船常閒置在大員港，濱田認為只要僱用荷蘭人的船將貨從泉州載至大員，然後再用我們的船轉運回日本，這就有暴利可圖。
野藤次郎得知濱田彌兵衛的計畫，為了安全起見，野藤向他的好友長崎代官(市長之職)未次平藏表達需要幫助。濱田彌兵衛也曾在未次平藏所擁有的船擔任過船長。
一六二六年(天啟六年)濱田彌兵衛先至泉州，以現款向大盤商蔡得遠購足二萬斤的生絲，言明將派船來載貨運到大員，貨品暫時停放在蔡得遠的倉庫。接著濱田彌兵衛與日本長崎代官未次平藏、日商野藤次郎及來到大員。
一如常態，日本人攜來大量白銀在大員採購大量的鹿皮，然後向荷蘭駐台灣長官偉斯雇用戎克船到泉州取貨。偉斯對來自日本的長崎代官十分冷淡，非但拒絕出租戎克船，還禁止日本人派遣其他船隻赴中國取貨，甚至要日人付十一稅(即10%)。尤其是付稅之事，日人在日本對荷蘭人所做的生意並沒有要付稅，如今荷蘭人竟然要求日本人付稅。此事無法解決，日人只得於大員過冬。偉斯極不滿日本人將荷蘭人向鄭芝龍購買令旗的事當成生意處理，還四處宣傳，豈不是宣揚荷蘭人向鄭投降。
日人更是不滿，一項有利的投資變成必須付出額外的稅金，又在運輸上的困擾使血本無歸。
次年(一六二七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特別代表團赴日，因日本一直以強硬的態度對付白人，並揚言要封鎖港口禁止與白人交易，荷蘭人体認到必需改善日荷間的貿易關係。這特別代表團團長為第三任台灣長官奴易玆。他到大員後，濱田彌兵衛便要求雇用二艘戎克船。奴易玆為了求得在長崎談判的順利，很爽快的答應了濱田的要求，但私下卻對偉斯訓示，依公司囑附，不得派船赴中國將日人所購絲絹運至大員，一旦答應便是喪權辱國。奴易茲於六月二十四日赴日。奴易玆離台後，偉斯照樣拒絕濱田的派船要求，引起日人憤怒，決意要在日本向荷蘭人報復。

                               圖 24 濱田彌兵衛事件中荷人奴易茲被日人所擒圖，荷人繪

濱田彌兵衛於是夥同新港社士著理迦(Dilcka)等十六人及中國通事二人潛行返日，在日本獲得長崎代官未次平藏的協助，以台灣人民的代表向日本長崎政府控訴荷人之壓迫，請求日本派軍保護台灣。德川將軍獲知後，對荷蘭特別代表團採取不理睬的冷漠態度，奴易玆苦苦久等不獲得德川將軍接見，於十二月憤然回到大員。當然奴易茲的企圖改善日荷貿易關係也無成績。
濱田彌兵衛對投資者野藤次郎的損失耿耿於懷，又隔一年(一六二八年，明崇禎元年)四月下旬，濱田彌兵衛從日本帶領二船再度來台，因隨船人員達四百七十多人，而新港社的土著亦隨船返台，引起荷人之猜忌，於是大搜其船，果然發現大批武器彈藥，乃悉數奪取，並以以叛國罪名拘捕新港社土著十一人(原本去日本時是十六位原住民但在旅行中有五人喪生)及中國通事二人，又沒收日本將軍所贈新港原住民的禮品，濱田及其隨員被解除武裝，留置大員城中，既無法赴福建運回其生絲，又不獲准離境。濱田乃陷入進退維谷之困境。

                                 圖 25 濱田彌兵衛事件中荷人奴易茲被日人所擒圖（日人繪）

六月二十九日，濱田彌兵衛率十二從人至熱蘭遮城，佯稱獲得日本政府的信函，將有利於日荷關係，要求晉見長官。奴易茲正對日荷關係十分頭痛，一聽有日本政府來函，立即開大門迎接，率四名官員在長官廳舍中欲與濱田展開會談。濱田彌兵衛及其隨從皆暗藏利刃於懷，一行人一入長官廳舍，十多人立刻亮出尖刀，將在場的八名荷蘭人制服。濱田用尖刀抵住奴易茲脖子(如圖25日人所繪)，在生命遭受到威脅下，在廳舍之外，荷蘭人雖聚集了一百多名士兵，也無法改變人質被挾持的困境。在槍戰的過程中荷兵有三人中彈身亡。雙方相持五日後，荷人屈服，濱田與奴易玆簽訂立下列五點協議：
1. 荷方以奴易玆之子Laurens、商務員毛澤爾、范登、哈特曼(Hartman)、Moercoert等五人為人質，乘坐日船；日方以濱田之子等五人為質，乘坐荷船；與濱田同時回航日本，俟抵日後交換人質。
2. 立即釋放被拘捕下獄之十一名土著及二名中國通事。
3. 日本賜給新港社土著之禮物，前為荷方沒收，應予發還。
4. 為保證日人之安全，在啟帆赴日之前，荷人須將進港船舵皆收起上岸。
5. 日本在中國遺留絲絹二萬斤，濱田彌兵衛等企圖取回時受荷人阻礙，以致現在已為海盜鄭芝龍所獲，荷人應賠償其損失；又數年前以未付輸出稅而沒收的一千五百斤絲絹亦應予發還。
協議即成，當天雙方交換人質。
七月五日，荷方將庫存的生絲12053斤交與日人，不足額7947斤以每百斤以日本市場大盤價14.10金元之現金支付，日人釋放奴易玆。濱田一行則於七月七日離臺返日。七月二十五日抵日。
當荷蘭人質抵達日本之後，日方在未次平藏的堅持下不承認濱田的協議，將荷蘭人質與船員一起捉住並鎖入監獄，同時又封閉荷蘭在平戶之商館及船舶。荷方知事態嚴重意圖力挽狂瀾，由在巴達維亞的總督下令革除奴易玆在台之長官職，改派漢斯．普特曼斯為第四任台灣長官，並遣使赴日斡旋，但日方態度強硬，再開通市之事遂懸而未決。
從一六二八 ~ 一六三二年(崇禎五年)五年間，荷人因日本封閉商館，在東方的利益受到重大挫折，以為日本所銜恨唯奴易茲一人而已，故決定犧牲奴易玆的自由，在一六三二年將奴易玆五花大綁押赴日本服刑以為懲戒，再度遣使赴日要求開市。是年長崎代官未次平藏已經去世，終獲日人允許，釋放以前所囚禁的荷蘭人質，但奴易玆仍然需幽禁於平戶民家，奴易玆之子則因患赤痢於年底死於拘留所中。荷蘭在平戶之商館及船舶雖有短暫開放，但隨即再度封閉。
一六三六年，荷人派卡侖(Francois Caroc)為特使，專程從巴達維亞到日本，獻青銅燭臺七百九十六斤給日本的日光市的東照宮，表明向日方請罪，並要求釋放原任台灣第三任的長奴易玆，日方同意後，奴易茲才被救出日本，並結束日荷之間長達十二年的貿易糾紛。

                                                         圖 26 日光市的東照宮

這個青銅燭台至今仍然存在於日光市東照宮。東照宮是為日本德川家康所建的。

血稅及大小結首制 
普特曼斯(Hans Putmans 1629~1636)在一六二四年以下級商務員進入東印度公司，二年後昇任為商務員，又隔一年升為市政委員會主席，在馬卡姆王(Macarm)攻擊巴達維亞城時有戰功，一六二九年發表為第四任駐台長官。
一六二九年(祟禎二年)，荷蘭人在台灣已嚐到了經濟上的利益，所以第四任長官漢斯．普特曼斯對原住民採取鐵腕政策，多次使用武力，首先從新港社下手。荷人原本在三年前已制服新港社，但普特曼斯以新港住民隱匿逃犯為由，焚毀與濱田彌兵衛前往日本朝貢的理加等十一人之住宅，全社住民恐慌，逃避於山中。後循平埔族處罰慣例，罰新築荷人住家一幢，豬三十頭，米十包，准住民歸社。
麻豆酋長企圖潛渡日本，普特曼斯因而起用麻豆酋長為遠征軍隊長以羈縻之。此策成功，普特曼斯想出一個方法，就是以最先臣服的新港社人去攻擊其他番社，若不去攻擊則犯了「不馴服罪」，一律上絞刑台處死，利用新港社的青壯年為荷蘭人賣命，普特曼斯稱之為「血稅」。原住民除了付出每人每年一張鹿皮的「人頭稅」外，尚支付此種「血稅」。
依血稅之原則，一六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普特曼斯率新港社及附近部落住民四、五百名，進攻大員東南十二荷里的Taccorejangh。次年一月八日，普特曼斯再度帶領新港社人出征蕭壠社。原住民交出酋長及其首腦七人，假新港人之手殺之。一月十一日進兵大武壠社。普特曼斯四度出兵鎮壓蕭壠社、大目降社和小琉球社。
普特曼斯甚為得意的向荷蘭東印度公司報告血稅的優點。雖在台灣長期駐有二千名荷軍，但因佔領地日益擴大，漸已不敷使用。若增派荷軍將使公司利潤下降，況且荷軍大多為來自歐洲各國的傭兵，成本也高。為有效地、順利地達成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必需利用當地土著，訓練他們成為鷹犬，如此僅付出非常小的代價，就可達成統治目標，進而產生經濟利益。普特曼斯認為若血稅實行順利，亦可擴張成為攻擊澳門、中國的力量，也就是「以夷制夷」的政策。
另外普特曼斯引進原在中南美洲新大陸所實行的歐洲式農場奴隸制，在加上在巴達維亞已實行過的「甲斐丹」(China Captain)的勞工包辦制、再加上中國農耕習慣，這三樣不同性質的制度混合成台灣特有的殖民地奴隸結構，稱為「大小結首」制。
大小結首制是一種勞動結構，合數十個人為一結，通力合作，以曉事多者為首，名為小結首。合數十小結首，中舉一個有力公正能服眾者為首，名曰大結首。有事則荷人以是問於大結首，而大結首以是問於小結首，然後有條不紊。視其人多寡，授之以未開地，墾成眾佃公分，人人得若干甲地。
普特曼斯更進一步實行土地官有制，以「耕田輸租」的方式，將漢人開墾的田園統歸為荷蘭皇帝所有，稱為王田。這個土地官有的觀念和制度，由歷代外來統治者繼承，成為掠奪台灣土地的合法化的依據。與台灣的土地官有制相比，當時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已經非常鞏固。既然把所有的土地統歸官有，耕種該土地的漢人就難免受到官方的田賦、地租及農具耕牛借貸費等好幾重的剝削。荷蘭人以「耕田輸租」的名義，把所有田園分為上、中、下三等則，以所定稅率徵收租賦，徵量很重。其徵收方法和中國相差甚遠。有人云「台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中土止有田，台灣兼有園，中土俱納米，而台灣止納穀，中土改折(折現款)，台灣止納本色(穀物)。」這種殖民地的剝削，一直沿襲下來，實質上仍然存在於今日台灣。
普特曼斯為達成巴達維亞所交付的責任交付額，提出加重「人頭稅」和「人頭稅附加稅」的辦法來完成任務。西洋式奴隸剝削制度是「人頭稅」和「人頭稅附加稅」加在奴隸開拓者的身上，這是把人當做物品來徵課的辦法，也象徵著殖民地的命運。以人身為徵稅對象的非人道制度，一貫由歷代的外來統治者沿用，在清朝時代改稱為「丁糧」或「丁口銀」，日本時代再改為「戶稅」和「戶稅割一附加稅」。就在不久前(一九六○年代)，台灣還有名為「戶稅」的以人身為徵稅對象的稅制。
房屋稅：民宅佔地，可深44公尺，但寬度以10公尺為限。屋主必須向荷政府登記以取得房屋所有權產權證明，政府就根據登記資料來向屋主課稅。大員市街道的寬度約為15~30公尺。一六三五年時，只有三條街，東西向的二條以及一條南北向的街。
普特曼斯在外交上採取與鄭芝龍友好的策略，一六三○年(崇禎三年)，在鄭芝龍的強大武力的影響下，雙方訂定荷蘭與鄭氏船隻的航海協定。鄭芝龍亦曾親筆寫信給巴達維亞總督，推薦普特曼斯延續任期。一六三五年，荷人因海戰失利，不得不放棄與中國自由貿易的要求，對商船獲准來台已感滿足，但荷人也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商品：絲綢、瓷器等，使台灣成為荷蘭的東西貿易中極重要的轉運基地。
在漢人移民方面，東印度公司總督了解大員急需大量的奴工，又有鑒於大明內部動盪不安，故派福建出身的漢人蘇鳴崗(Bencon)到福建遊說鄉親，勸說想脫離苦難的中國人到海外的大員開墾無主的土地，一時反應熱烈，大量漢人正想脫離兵災連年的老家，雖然可能無法再回來，眾人仍趨之若鶩。一六三一年四月三日，一百七十七名漢人移民乘坐東印度公司的船抵達大員。此外，在廈門等船者還有一千多人。在荷蘭統治者的眼中，蘇鳴崗所謂的移民其實是奴隸的輸入。輸入的漢人奴隸立即編入大小結首制內，從事指定的開墾農耕工作，生產項目是以外銷為主的糖和米。當然人頭稅、人頭附加稅、十分之一稅、十分之一關稅、?社稅亦是隨之而來。漢人奴工一多，又帶來另一項好處，即是侵入原住民的土地，亦即擴張荷蘭人的土地。
在經濟方面，因漢人大量從事森林開發、農業耕作，一六三六年出產白糖一萬二千斤、黑糖十一萬斤，因糖白、淨、純、顆粒結實，深受日人喜愛，並預估次年產量將將增為三十至四十萬斤。
一六二九年一月十日，有份荷人向東印度公司的報告稱：「到中國買賣，已獲取福州當局的默許。所以必得預先派戎克船到廈總門去。」商船從大員開至日本的有五艘、往巴達維亞的有二艘、其值達118萬盾(gulden)、依此獲利高達100%。一六三三年台灣一年的純利為96411荷盾。
普特曼斯在任期中被譽為細緻、能幹、外交手腕好、內部管理優良，使公司獲利高的人材，故曾延任一期。他三次鰥居，三次結婚，於一六三六年九月卸職返回荷蘭。

**********歷史參考部分
一六三○ 明崇禎皇帝殺有功大將袁崇煥
一六三二第三任長官奴易茲Pieter Nuyts到日本服刑。
日本的鎖國政策：一六三三年(日本寬永十年、明祟禎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長崎管理所訂下十七條規定，無特殊的核准奉書為證明的日本商船不得渡航海外。禁止日人到海外居住。外國商船必須在九月二十日前全部離開日本港口。一六三五年日本德川幕府頒佈鎖國令，驅逐所有外國人，也禁止日本人出國。此項鎖國政策直接是把日本與外界隔離開來。原本居住在北台灣的日本人也因鎖國政策而被屏除在外。這與中國的明、清禁海令是一模一樣的，公認海外之地無三小路用。
一六三五 李自成張獻忠合騷亂華北、內陸。
一六三六 皇太極即帝位，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